大红书林子轩回到上海，发现整个上海变得他都不认识了。
什么还我大连旅顺啊，什么经济绝交啊，报刊上再也看不到此类字眼，取而代之的是“救灾恤邻，援助友邦”。
所谓的国民外交大会和上海对日市民大会自然解散，原本冷清的虹口区变得热闹起来。
不少以前主张对日经济绝交的社会名流纷纷来到日本人聚集区进行慰问，好像和日本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社会各界呼吁为日本灾区捐款捐物，声势浩大。
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北洋政府的效率更高，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
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均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远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还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
并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在广州的孙仲山也没有闲着，他致电日本天皇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睿，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方政府、南方孙闻、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呼吁为日本募款赈灾，《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
中国各家报纸上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
梅兰方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言、杨晓楼等京剧名角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银元。
“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看到这种景象，只感到深深的悲哀，这就是中国啊！
后来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因为这次日本的关东大地震，让日本天皇受到了震动。
日本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化为灰烬。
日本人大感国土之狭小，国土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要开拓生存空间。
在吞并朝鲜以后，日本瞄上了近邻，大而孱弱的中国，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为缓和国内压力，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从而制定了一系列的侵华策略。
这不是战争的开端，而是战争的引线。
林子轩对上海的这种氛围极为不适应，他觉得非常讽刺，所以在上海文化界要为日本灾区募捐的时候，他异常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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