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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杨根奎对樊建国说道：“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你的博物馆。”
2010年12月4日，博物馆外下着蒙蒙细雨，在馆内，杨根奎老人向樊建国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在逃回川省金堂白果场的老家后，杨根奎不久就订婚了。
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打铁营生已经难以维持度日。
于是杨根奎就找到了成都，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
之后，杨根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的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
杨根奎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被任命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川省新繁上任。
杨根奎得到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任命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在杨根奎到新繁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
无奈之下，吃了闭门羹的杨根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白果场的老家，没过多久便听说124军起义了。
回到老家后的杨根奎改用旧名字，继续以打铁为生。
日子过得紧巴，但好歹也可以勉强维持生活。
同村的人只知道他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但至于他的军官和‘八百壮士
’的身份，就没人知道了。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杨根奎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
在遭受到冲击的时候，杨根奎将自己珍藏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派出所想证明自己虽然是国*军的编制，但却是抗战军人，从来都没有打过内战。
但殊不知，杨根奎的这一举动给自己招来了更大的灾难。
那枚‘谢晋元纪念章’被当场没收，杨根奎本人也被当即关押。
在七十年代的那场大风波到来的时候，杨根奎也没能幸免于难。
他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们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
杨根奎回忆起大风波时的那段和在日军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对樊建国说道：“当时最痛苦的就是他们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打那之后杨根奎就明白了，仅仅暴露了自己是国民党士兵的身份就要接受这样非人的折磨和惩罚，那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自己是连排长的身份暴露，那也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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